就人口和国土面积而论，德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并不起眼。但无可否认，德国的工业实力举世瞩目，其经济的强劲程度和稳定性令人瞠目。

即使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集体下滑的当下，德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。这种近乎不竭的经济增长动力，与德国的技术人员息息相关，我们不妨先想一想中国的现状。

长期以来，职业教育不如上个本科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似乎学了技术就要天生低人一等。在这种思想背景下，职业学校的前景令人担忧。当职业学校的生源很大一部分都毅然复读，当社会一次次对技校毕业生报以冷眼，我们也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有些行业的职业缺口会逐渐变大。

然而在德国，技术人员不仅能够得到相同的社会地位，其薪金甚至普遍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学生更能够冷静的根据自身资质做出正确的决策，不至于被现实所迫抱憾终生。这也难怪，德国人在工业领域能够独占鳌头，不仅技术领先世界，其高素质劳动力也广受赞誉。

德国职业学校之所以能够如此热门，这和德国独特的教育模式有直接的关系。

德国的职业教育体制采取“双元制”，其中“一元”指职业学校，另外“一元”指企业。

受教育者不仅在职业学校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，同时在企业内部接受相关知识培训。凡是在职业学校上学的学生，都会跟培训企业签订培训合同，内容包括培训目标、培训起始时间、培训年限等等，其中培训时间每周3天-4天不等。这种实践和理论并行的学习方式能够保证学生所学为企业所用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。

在德国首创这种模式后，不仅欧陆各国纷纷效仿，连日美等国家在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时也多有借鉴。　　

那么这种教育模式是如何出现的呢？

“二元制”教育体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学徒培训形式。由于手工业生产时德国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主要生产形式，因此手工业师徒培训也是德国早期唯一的职业培训形式。学徒一般在12-18岁之间开始接受教育和培训，时间通常为4年，师傅除了传授技艺之外，还担负着育人的职责。学徒作为年轻的职业候补者，其整个生活都在严格的监督下。可见，这一历史阶段上的职业教育其实已经包含了职业技能，职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教育三个方面。

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，由于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，在一个工业劳动岗位上往往不需要劳动者广泛的知识储备，转而要求在一个方面训练有素的工人。因此，从学徒培训形式下训练出来的工人所具备的良好素质，促使工业部门把手工业训练的基本结构嫁接过来，并改进训练过程。

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，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冲击了传统的手工业训练模式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不再能够替代技术进步后的新型工具，那双辛劳一生后磨出老茧的手终究败给了轰鸣着的机器。人们意识到，许多问题需要理论知识去解决，因而从1783年实行法定的普通进修学校义务教育，开始了建校的高潮。后来，虽然陆续建立了一些按照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，但在当时，进修学院缺乏职业导向，使技术与应用脱节。

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，“劳作学校运动”席卷欧洲。该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主张，包括改革国家官僚主义作风；强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；在进修学校显著地扩大职业定向范围；对于手工业从业者的培训强制实行统一的新方式。

学校与企业的紧密结合不仅能扶助中产阶级，也能为平民提供培训机会，双方各取所取，形成双赢局面，这也促使了进修学校后来成为“双元制”培训模式的有力支柱。

魏玛共和国时期，受当时政治的影响，教育改革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。在这一时期，虽然学校培训并不能够完全有效地对接工业领域的需求，但是进修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，逐渐被大众所认可。

1920年，全国学校大会将进修学校的名称改为“职业学校”，即当下“双元制”职业学校的雏形。到了1969年，《职业教育法》颁布实施，政府将自己的独特地位在职业培训中建立起来，这标志着德国职业培训传统模式的终结以及新纪元的开始。该法律扫除了法律上的模糊概念，保障了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影响力，标志着“双元制”教育真正的破茧而出。

到了如今，德国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在职培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各个州，各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职业教育网，每年为德国输送数以万计的优质人才，让德国经济的血脉永葆活力。

当下的中国，也在变革的浪潮中破浪前行，也正在发展之路上披荆斩棘。针对德国“双元制”的教育体制，中国也只有积极借鉴，取法他人，希冀能够在时代大潮里中流击楫，弄潮当下。但是中国国内现在在此方面的意识形态的顽疾，薪酬体系的改良，企业人才的引入等等问题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重阻拦，若想顺利变革，仍是征途漫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