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时候很自由，可以漫步在广阔的土地上。”侯顺发说。他坐在桌旁喝着咖啡：”我们自己做玩具，爬树，在河里走，打鸟，摘水果。”

侯顺发和他的朋友兼前同事林振喜一起回忆过去。他们聊天的美食广场在设计上和新加坡众多的熟食中心差不多，但更有人情味，开在现代的购物广场里，彩色遮阳篷已经褪了色。

他们记忆中的新加坡，与这个以干净街道、时尚建筑和高端商场闻名的当代城邦完全不同。

他们聊起在甘榜（kampong，又名kampung）长大的经历，这种传统村落里都是锌顶木屋，大多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。

如今，甘榜在新加坡几乎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摩天大楼，也是全球最雄心勃勃，也是最成功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。是什么推动了它，对历代新加坡人而言项目怎么样？

“少说话，多做事”

1920年，英国人最先开始建造公共房屋。但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的韩明光（Han Ming Guang，音译）说，真正的变化是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之后。

“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希望将新加坡现代化，因此有必要重新开发一些重要地区，并将人们安置在远离城市的地方，” 他说。

1961年甘榜的一场大火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，政府对肮脏拥挤的生活条件愈发担忧，加速了公共房屋项目。

1960年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成立，并在三年内兴建了31,000多套组屋。在”少说话，多做事”这一雄心勃勃的口号之下，成千上万的人从甘榜搬进了组屋，但民众反响不一。

“有些人很高兴，”韩明光说。”这些人过去的生活空间狭小，或是要跟别人合住，没有电，也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。搬进组屋对他们来说是天赐良机。”

但另一些人则不满强制搬迁。”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，”66岁的林振喜说。他把在甘榜的日子写成了博客，名为《早上好，昨天》（Good Morning Yesterday）。”他们抢夺了我们的土地。”

林振喜指的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一年后生效的《土地征用法》。这部法令是有争议的，但时任总理李光耀（Lee Kuan Yew）认为势在必行。它使政府能够以低廉成本获得土地用于住房项目，并将人们迁出拥挤的市中心。

“《土地征用法》的基本理念是，我们应该为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，”林振喜说，”但如果我（政府）拿走你的土地，就意味着命令你做出牺牲，这不公平。”

侯顺发当时的心情则不一样。”我一点儿也不难过，也许那会儿太年轻了。我觉得搬到组屋更好，因为更加干净便捷。”

组屋最初只供出租，但在李光耀的推动下，居者有其屋很快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，他认为这有助于国家稳定。

经过几十年的密集建设，现在新加坡的23个城镇共有100多万套组屋。1960年，只有9%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，如今接近80%，超过90%的组屋居民买下了房子。

有订单才会建新房，售价均低于市场价格，但要等上至少3、4年才能入住，不过低收入家庭也可以获得大量租房补贴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组屋数量占新加坡住房总量的73%。

未来的路已被设定？

阿萨里（Safura Ashari）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，八年前离婚后入行，专帮客户寻找组屋。

她今年40岁，住在新加坡东部巴西立地区的组屋。道路两边是一座座整齐划一的高楼大厦，还有熙熙攘攘的美食广场、商店、诊所、宠物医院和杂货店。尽管下着雨，外面仍然有很多居民，很有生活气息。

阿萨里说这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。”我不锁门，我想要认识邻居们，” 她说。”我那一层有印度人、中国人、菲律宾人，我是马来人。我们所有节日都庆祝——开斋节、圣诞节、排灯节。”

种族的多样性并非巧合，每一栋公共住房都必须严格按照配额分给不同种族的人。新加坡政府1989年开始实施种族融合政策，旨在维持组屋内种族混合，李光耀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社区”分裂和彼此疏远”。

对于阿萨里这样的房地产经纪人来说，可能会很麻烦。”我有一单交易的房子卖了两年。马来人的配额已经满了，而且卖家是个中国人，所以只能卖给中国人。”

种族配额只是影响获得组屋的因素之一。新建的组屋只提供给已婚人士，单身人士必须等到35岁才可以买，而且即使到了35岁，也只能买更贵的二手房，不能买新房。

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的执行理事林女士（Corinna Lim）表示，离婚人士也面临难题——将婚姻期间的住房出售后30个月内不能租住组屋，他们只能去更昂贵的公开市场找房子。她补充说，未婚母亲也只有在年满35岁后才可以购买组屋，因为她们不被视为”家庭核心”。

这么做的理由是，住房政策宽松可能会鼓励离婚和非传统的家庭结构，但林女士说，没有”实质性证据”表明，放宽政策会令离婚率上升。

“现实情况是，不管社会和政策环境如何，总有离了婚的父母和未婚母亲需要稳定的住房，” 她说。

斯蒂芬（Steph，化名）17岁就有了女儿，说她和其他家庭一样需要一个像样的家。”家庭有不同的形态和形式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。没结婚并不会削弱我身为母亲或者新加坡人的角色。”

现年43岁的杨先生（Raymond Yeo）在所要求的35岁时买了第一套房子，当时他还是单身。现在他已经结婚，想要换套更好的，他对这套体系爱恨参半。他欣赏原本的理念，但觉得一些购买标准需要重新审视。

“政府把它铺设的道路指给你看，你不走就无路可走。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房子，就会想着结婚，但愿能买到，”他说。”我觉得年轻一代别无选择，只能沿着为他们规划的道路走下去。”

尽管阿萨里在生活中经历过不少挫折，但却不这么看，她对组屋体系仍持乐观态度。她表示：”不管我的客户是什么情况，都不会无家可归，”她还说，都多人都会向建屋发展局提出诉求并找到解决办法。

让拥有住房成为现实主要得益于一些补贴措施，比如与父母住得近能得到补助，另外还有新加坡中央公积金，是一种储蓄基金，每位工作的新加坡人都必须缴纳。另外对组屋的出售和出租都有严格规定。

但阿萨里发现，客户的态度多年来也有变化。”较为保守的人只是想有个栖身之所，但也有人想在好地段拥有一套好的组屋。他们说：’我打算在那里住五年（法律规定至少自住五年），然后把它租出去，（在公开市场上）再买一处私人房产。'”

让社区相联

53岁的谭进梦拥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，他对新加坡住房政策的审视更为全面。关于新加坡不平等问题的辩论日益激烈，他指出，提供公共住房是”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”。

但是他说，住房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工具——是新加坡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，政府有义务继续为人民提供住房。”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因为政府现在是’负责任的’，不能在不付出（政治）成本的情况下削减福利。”

他也对未来感到担忧。他担心一些人在住房上投入过多，导致退休储蓄所剩无几。他还认为，尽管组屋住宅区旨在鼓励邻里关系，但老年人正越来越孤独。

阿萨里说她选择住在巴西立地区是因为这里有花园、健身区、篮球场、四个操场，还有尊巴舞和羽毛球等活动。这样的设计特色鼓励人们走到一起，但谭进梦认为，年轻一代的心态不同了，甘榜精神正在消亡。

“我们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民族，”他说。”我们倾向于自我封闭，所以政府非常关注民众与外界的接触情况，让他们参与活动。”

谭进梦还认为，未来的几代人比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，收入更高，孩子更少，可能对住房有不同要求。

所有组屋都有99年的租期，可能会让大家不满。一旦到期，政府可以将房屋收回。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，第一批租约到期后会发生什么是一个热议话题。

人们常说，在新加坡，求婚时问的不是”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而是”想一起有套房吗？”

29岁的胡女士（Angela Oh）在2012年和现在的丈夫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组屋，今年才搬进来。政策允许恋人先登记上名字，但必须在新公寓建成前结婚。

她表示:”按订单建造的组屋工期太长，真的会破坏求婚的快乐，”因为婚姻变得实际。如果你在等房期间分手，钱有损失，而且一年内不能再申请组屋。

胡女士在组屋长大，她说她和丈夫”乐意永远把这间公寓当成自己的家”。但她也说，她这一代的想法与父辈不同。

“我们的父母可能认为，一套组屋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，”她说。”我们这代人考虑的不仅仅是有个栖身之所……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家，以及家在哪里的看法。”

对于像林振喜和侯顺发这样的前甘榜居民来说，过去总是有吸引力的。

“大自然就在门阶前，”林振喜说。”在这里，门阶是什么？组屋里就没有门阶！”他笑着说。”但错不在组屋，这是城市化的问题。”

侯顺发点了点头。”这是进步的代价，”他说。”但我很高兴能有所贡献。”